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丹心一片 遗韵千秋——王安石人品文品解读

发布日期:2021-11-09 08:56

张山东

籍贯江西进贤,生于余干。老三届中学生,恢复高考入大学。曾先后为大学教师教授唐宋文学、干部理论教员讲解哲学经济,后任地市机关和县委政府主官多年。有多篇论文获奖,出版有《钟陵乡人》《闲联淡墨》《咏古百首》《古代廉政对联选注》等诗文楹联书籍。名录《中国楹联家大辞典》。

王安石塑像  胡新平摄

学生时期喜欢王安石的诗,读来清新爽朗,满满的正能量。步入社会,历经沧桑,才渐渐明白其情怀意蕴,感悟这位先贤之非同寻常。

王荆公志巍巍若高山,文浩浩如渊海。吾辈识浅,难窥全貌,唯以景仰之情,于荆公诞辰千年之际,聊表寸心,浅述几点。

其一,矫世变俗的政治勇气——敢言“三不足”

“三不足”,即“天变不足畏,祖宗不足法,人言不足恤。”这是王安石针对当时反对变法改革的言论所提出的观点。据《宋史·王安石传》记载:“至议变法,而在廷交执不可,安石傅经义,出己意,辩论辄数百言,众不能诎。甚者谓‘天变不足畏,祖宗不足法,人言不足恤。’”此段文字记录了在朝堂上讨论变法时,反对者众,争辩激烈,但最后都不能说服王安石。

史学家姚公骞有文《王安石的知变与司马光的守常》,论述了变法与守常。王安石与比他大两岁的司马光都是学富五车之士,同为朝中重臣,声望极高,原本是朋友,但在变法大事上对立了。

北宋是文化经济繁荣期。工商业的发展,收入大增,产生了富商阶层,并产生了方便交易的信誉支付手段“交子”—— 世界上最早的货币。文化艺术也是大繁荣期,《清明上河图》可见都城汴京(开封)之盛。但是管理机构逐渐庞大,武备庞杂,“三冗”(冗官、冗员、冗费)突出(每年还须向辽国西夏贡送白银绢帛等),国力渐衰而“积贫”;宋初的重文轻武策略、军队配置不合理等因素,延至边防力量“积弱”(宋朝在中国历史一统朝代面积最小),相邻辽国、西夏的威胁,宋朝出现了危机。

面对危机,是“变”还是“守”,这是摆在执政者面前的选择。历史,在什么时期都不乏有识之士,只是识见能否得于实施而已。

宋真宗时,社会危机初显,直臣王禹偁提出建言“五事”之策,未被采纳(这位臣子曾作《待漏院记》描述贤、奸、庸三类宰相心态,并“请志院壁,用规于执政者”)。宋仁宗时,宋祁沿袭王禹偁思路上疏“三冗三费”,主旨是节减支出,亦未实施(这位史学家同欧阳修等修了《新唐书》)。宋仁宗庆历三年,始用范仲淹行“庆历新政”,从吏治入手,拟推行十个方面的变革,因阻力大,一年即止。上述说明改变现实之难。

宋神宗即位,立志改变危机,起用王安石实施“富国强兵”之策,史称“熙宁变法”。变法首从理财富国入手,正合与范仲淹思想共鸣的南城李觏观点——“治国之实,必本于财用”。但实施新法增加国家“财用”的几条措施,阻力极大。

一是利益调整的阻力。增收方面:推行“青苗法”“均输法”“市易法”等,国家直接介入经济市场,期望“民不加赋而国用饶”,直接减少了地主富商豪强贵族私人利益。这些人是当时政权的基础力量,都是“发言人”。减支方面:裁减官职、兵员等,也牵涉到部分人的利益调整,容易引起社会震荡。

二是思想观念的阻力。秦汉至宋1000多年,管理模式呈基本固化状态;政治思想理念,被董仲舒“独尊儒术”“天人感应”所神化了的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。隋唐开始科举取士,内容为古经诗文,宋代哲学思想虽然是历史上一个高峰,但基本范畴还是没能脱去经学的窠臼,多无创新。

再是,宋代重视士大夫,君主与大臣共理国。大臣们基本上遵守“祖宗之法”墨守成规,不思改变,因之在朝中决策权层面上即有阻力。

利益、观念、权力交织,反对者众——“人言”;借用“天变”“灾异”自然现象,《汉书》等史书记载的一些历史,因“人怨”而“天怒”事例,以守“祖宗之法”。后来,宋神宗的动摇即是因久旱不雨,颗粒无收,看了郑侠绘的《流民图》而停止了一些新法条文的实施。

王安石胸怀天下,见《龙泉寺石井二首》。

“山腰石有千年润,海眼泉无一日乾。天下苍生待霖雨,不知龙向此中蟠。”

“人传湫水未尝枯,满底苍苔乱发粗。四海旱多霖雨少,此中端有卧龙无。”

大旱之时,见井泉水潺潺,期盼苍龙布雨,泽被万民。

王安石敬重独立思考、敢为天下的先贤,有诗文赞孟子、商鞅、韩子等。

《孟子》:“沉魄浮魂不可招,遗编一读想风标。何妨举世嫌迂阔,故有斯人慰寂寥。”孟子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”的民本思想,“天下大同”等合乎现实的理念,王安石多有同感。“举世迂阔”无智者,求诸古哲得知音。

《商鞅》:“自古驱民在信诚,一言为重百金轻。今人未可非商鞅,商鞅能令政必行。”肯定商鞅治理之策,重在讲诚信——先“徙木立信”而后行之。

《韩子》:“纷纷易尽百年身,举世何人识道真。力去陈言夸末俗,可怜无补费精神。”感慨人生易老,“识道”者寡。

《游褒禅山记》:“世之奇伟、瑰怪、非常之观,常在于险远,而人之所罕至焉,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。”表述“奇伟”存在于“险远”的理念和敢于探险的志气。

笔者所著《诵王介甫》第一首诗是“荆公变法地天惊,耻作中庸窃禄卿。三不危言青史绝,丹心一片任谈评。”(见《品读抚州》)

其二,捐躯殉道的献身精神——“愿斫五弦琴”

王安石变法的政治勇气首因其献身精神。见其律诗《孤桐》所述:

“天质自森森,孤高几百寻。凌霄不屈己,得地本虚心。岁老根弥壮,阳骄叶更阴。明时思解愠,愿斫五弦琴。”

诗开篇以“天质自森森”称赞梧桐之本质。梧桐干可制器,籽可榨油,叶能驱虫,历来被人们称颂。古人说凤凰非梧桐不栖。续句以“孤高几百寻”,展示梧桐伟岸之“天质”。其中一“孤”字,宣示其人生观,如同其《梅花》诗中“凌寒独自开”之“独”。叔本华说:“人要么孤独,要么庸俗。”王安石宁愿孤独,绝不流俗,如颔联述“凌霄不屈己”。“得地本虚心”,言自身涵养。上四句令人想起屈原《离骚》中“纷吾既有此内美兮,又重之以修能”之意境,既具天生佳质,又注重后天努力。颈联两句继续赞美梧桐之可贵,岁月流逝,严寒酷暑,不变其性,愈显其功。

尾联两句,托物言志,情感升华,为民“解愠”——解烦除困,这是全诗立意点。“愿斫五弦琴”,愿如梧桐树干,制作木琴,是一种献身的精神。两句表达的是作者的人生价值观。

诗中借用舜弹琴而歌的典故,出自《礼记·乐记》。“昔者舜作五弦之琴,以歌南风。”《孔子家语·辨乐》记载:昔者舜弹五弦之琴,造南风之诗,其诗曰“南风之薰兮,可以解吾民之愠兮;南风之时兮,可以阜吾民之财兮。”传说舜弹的五弦琴乃梧桐所作,《南风》歌词内容表达了舜帝治国理政的心愿,君主为民之思虑。

诗中“明时”是指机遇,王安石期盼机遇为民“解愠”,解决社会现实问题。见其词《浪淘沙令》:

“伊吕两衰翁,历遍穷通。一为钓叟一耕佣。若使当时身不遇,老了英雄。汤武偶相逢,风虎云龙。兴王只在笑谈中。直至如今千载后,谁与争功!”

这首词中,王安石羡慕古时伊尹、吕尚,因遇明主得展雄才。伊尹原为耕夫,遇商汤为相,是商朝开国功臣。吕尚(姜子牙)渭水垂钓遇周文王,辅助文王图强,后助周武王灭商纣建立周朝。伊、吕二人之不朽功业,传之千古。

王安石在《北陂杏花》中给自己的人生定位:

“一陂春水绕花身,花影妖娆各占春。纵被春风吹作雪,绝胜南陌碾成尘。”

王安石认为在开花的季节,当尽情开放,不辜负春光,即使被春风吹落,也比在道路旁被“碾成尘”有意义。这如屈原《离骚》句:“亦余心之所善兮,虽九死其犹未悔。”

王安石阅读史书的感慨见《读史》诗:

“自古功名亦苦辛,行藏终欲付何人?当时黮暗犹承误,末俗纷纭更乱真。糟粕所传非粹美,丹青难写是精神。区区岂尽高贤意,独守千秋纸上尘。”

王安石深知“自古功名亦苦辛”,知道政治命运不是自己能把握的——“行藏终欲付何人”,对自己的结局如何,未知。历史上变法改革先例多,管仲于齐,李悝于魏,吴起于楚,申不害于韩,商鞅于秦,经济发展国力强了,主持变法者如商鞅、吴起等却难善终。纵览历史,敢于冲破世俗的士人多数受伤害。王安石心中明了,然初心不改,矢志不渝。明知艰苦而不怯,独守精神不改移。

王安石展示人生观的诗还有《梅花》:

“墙角数枝梅,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,为有暗香来。”这孤独开放的梅花,是为给人间一点美好。

元代王冕的《白梅》诗,“冰雪林中著此身,不同桃李混芳尘。忽然一夜清香发,散作乾坤万里春。”展示的正是王安石的人生理想。

其三,对社会历史的深刻认识——“身在最高层”

王安石变法的政治勇气,还由于对社会历史的透彻了悟,见其《登飞来峰》绝句:

“飞来山上千寻塔,闻说鸡鸣见日升。不畏浮云遮望眼,自缘身在最高层。”这“最高层”,不是自然的高处,高处俯视地面,难免有云雾遮蔽;也不是地位的高度,当时王安石只任过浙江鄞县县令;这“最高层”,是对社会历史认识的高度。

王安石在《元日》一诗中,表达了其社会发展观:

“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除旧布新,是历史的总趋势。

(一)王安石的见识源于经学之领悟。

王安石是熟读先秦诸子的“通儒”。在《拟寒山拾得》诗中说“我读万卷书,识尽天下理。”其取百家之精华:道家的旷达,唯物辩证;儒家的自立,修齐治平;墨家的兼爱尚同;法家的通物知变;禅学的心性良知等熔铸自己精神根柢,因能站在“最高层”。王安石对《老子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诗经》等都进行过解读,每读必有自己的见解,如读《史记》,对《孔子》《游侠传》等提出了不同于司马迁的观点。王安石的《洪范传》,对前人尊之为经典的《洪范》——“天地之大法”逐条分析其缘由,指出其局限,是对《洪范》的基本否认。这本书属于管理哲学范畴,以唯物发展的理念否定被神化了的“大法”,立意高,见识深,是认识论的进步。王安石还著有一时流行的《字说》,主编了内容含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周官》的《三经新义》等,创立了汲古重在阐述义理的“荆公新学”。

苏轼称赞王安石:“罔罗六艺之遗文,断以己意;糠秕百家之陈迹,作新斯人。”

(二)王安石的见识出自对社会现实的思考。

王安石从小随一直任地方官的父亲辗转江南江北,见闻社会。20出头入仕,拒绝在朝,任地方官20多年,实践丰富。在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中,王安石列举了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,提出了应对之策:“夫以今之世,去先王之世远,所遭之变,所遇之势不一。”故“法先王,当法其意,非其政”。

王安石是个现实主义者,所谓经邦济世,重在现实的世界。其文学观点见《上人书》:“且所谓文者,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;所谓辞者,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。诚使巧且华,不必适用;诚使适用,亦不必巧且华。要之以适用为本,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。不适用,非所以为器也。”强调为文目的“有补于世”“适用为本”。

其《题张司业》诗是一例:

“苏州司业诗名老,乐府皆言妙入神。看似寻常最奇崛,成如容易却艰辛。”王安石赞扬张籍诗作,首先是因其诗立足现实。张籍诗崇杜甫,多记述社会——乐府风格主流。这也是王安石诗作观,王安石的诗写史述景言友情,多清新自然,又蕴含哲理,读来予人启迪。

如《桂枝香·金陵怀古》:

“登临送目,正故国晚秋,天气初肃。千里澄江似练,翠峰如簇。归帆去棹残阳里,背西风、酒旗斜矗。彩舟云淡,星河鹭起,画图难足。

念往昔、繁华竞逐。叹门外楼头,悲恨相续。千古凭高对此,谩嗟荣辱。六朝旧事随流水,但寒烟芳草凝绿。至今商女,时时犹唱,后庭遗曲。”王安石曾出知江宁府(金陵),词中是其站在金陵高处所见所思,赞江山如画,思兴亡相续,叹几人警悟。世间还在欣赏陈后主的《玉树后庭花》这亡国之曲。词的结尾,是王安石心中的时政之忧。

(三)王安石的见识还得于书香家族之熏陶。

王安石父亲王氏家族与母亲吴氏家族,都是书香门第、仕宦之家。王安石叔祖父、父亲都是进士出身,任地方官多年(王安石的祖父也是官员)。王安石的岳父吴家是金溪柘岗名门望族,几代进士。王安石母亲吴氏,知礼仪,善诗书,教子有方,王安石兄弟七人四进士,大妹王文淑是当时有名的才女、诗人。王安石弟弟王安国、王安礼,王安石儿子王雱皆诗文出众,人称“临川三王”。

其四,抱朴守真的自律操守——“风流总闲却”

王安石变法的政治勇气,还因清廉自律的操守,无私无畏。见其词《千秋岁引·秋景》:

“别馆寒砧,孤城画角,一派秋声入寥廓。东归燕从海上去,南来雁向沙头落。楚台风,庾楼月,宛如昨。

无奈被些名利缚,无奈被他情担阁!可惜风流总闲却!当初谩留华表语,而今误我秦楼约。梦阑时,酒醒后,思量着。”

王安石一生勤奋,未曾余暇,忙忙碌碌,闲却风流。不曾“楚台风”“庾楼月”之潇洒,又因当初留下“华表语”而误却“秦楼约”之浪漫,就连古代文人认为高雅的围棋,也很少享受其趣。见其《棋》诗:

“莫将戏事扰真情,且可随缘道我赢。战罢两奁分白黑,一枰何处有亏成。”

王安石一生都在忙着赶路,正如屈原《离骚》所说:“日月忽其不淹兮,春与秋其代序。”“汨余若将不及兮,恐年岁之不吾与。”“乘骐骥以驰骋兮,来吾道夫先路!”

王安石一生简朴,衣不华,食不精,不饮酒,不逢迎,不爱财,不好女色不纳妾,是清廉自律的典范,悟透道佛儒的圣人。

黄庭坚赞曰:“余尝熟观其风度,真视富贵如浮云,不溺于财利酒色,一世之伟人也。”

王安石任上未置田园房产,退后方在金陵(今南京)郊外建了“半山园”。“所居之地四无人家,其宅仅蔽风雨,又不设垣墙,望之若逆旅之舍。”(见《续建康志》)八年后一场重病,捐宅院作寺庙,为“半山寺”。晚年租房栖身,出外不乘车马骑毛驴。

王安石的清廉自守,得于无后顾之忧。对立面人格的攻击只有不修饰仪表、不近人情,与酒色财无关。唐末杨炎推行“两税法”,因卖私宅于官署谋利而被贬崖州,并被赐死于途中。

王安石是重情义的,只是情在理后。为同僚朋友乡亲等100多人作墓志铭,怀念故人、亲友、家乡诗文数百篇,其中与表亲曾巩(曾巩的姑姑是王安石妻子的祖母)往来诗文最多。曾巩失意(多年科考未中)遭到讪谤时,王安石站出来为之辩白鼓励,见《赠曾子固》:

“曾子文章众无有,水之江汉星之斗。挟才乘气不媚柔,群儿谤伤均一口。吾语群儿勿谤伤,岂有曾子终皇皇。借令不幸贱且死,後日犹为班与扬。”高度赞扬曾巩文章,言其后日当比肩“汉赋四大家”之班固、杨雄。

还有写给妹妹王文淑(受封长安县郡)《示长安君》,于朴素中见深情:

“少年离别意非轻,老去相逢亦怆情。草草杯盘供笑语,昏昏灯火话平生。自怜湖海三年隔,又作尘沙万里行。欲问後期何日是,寄书应见雁南征。”

王安石的《泊船瓜州》展示的感情更为丰富:

“京口瓜洲一水间,钟山只隔数重山。春风又绿江南岸,明月何时照我还?”钟山,王安石青少年时期成长地。王安石15岁(1036年)随任江宁通判的父亲王益迁江宁(今南京),18岁(1039年)时父亲死于任,葬钟山。王安石于钟山“母兄呱呱泣相守,三年厌食钟山薇”(《忆昨诗示诸外弟》),守丧三年,苦读后高中入仕。江南,故土及出生地。王安石的曾祖举家由太原迁居临川,王安石出生临江军(今樟树市),幼年常住金溪柘岗(今陈坊积乡)外婆家,后来写过不少有关金溪的诗文。王安石站在瓜州渡口,前瞻后顾,见季节变换,流年似水,思绪万千。回首七年多主政革新,倾尽心血,成效已明。辞归江宁,今又承诏复出,前景未知。这首脍炙人口的诗,少年时读了无数遍,关注的是春风又“绿”之美。几十年后方知此诗末句才是“诗心”,问明月,何时照我还?应有前面《读史》诗中“行藏终欲付何人”之感慨。因之本人有《读泊船瓜州》诗:

“少年喜诵半山诗,明月清风信可期。入世方知先哲意,欲回天地春已迟。”

王安石非是留恋官场留恋权力之人,复出后不久又多次辞相,神宗准予,但仍保留其原待遇,并令其主政江宁,还领经义局(国家管理经典注释的部门)。王安石又多次递交辞呈,其心情见《经局感言》:

“自古能全已不才,岂论骐骥与驽骀。放归自食情虽适,络首犹存亦可哀。”时王安石年已高龄,身体难应操劳之职,又承爱子王雱早逝之痛,唯求脱离“羁绊”回归于民“自食”之。但其品节情怀始终不变,见《与舍弟华藏院忞君亭咏竹》诗:

“一迳森然四座凉,残阴余韵去何长。人怜直节生来瘦,自许高材老更刚。会与蒿藜同雨露,终随松柏到冰霜。烦君惜取根株在,欲乞伶伦学凤凰。”自身已老同松柏,期盼后生奏雅音。

王安石变法是成功的,实现了富国强兵,达到宋代最强时期。

王安石是幸运的,同朝名臣多是君子,政见不同,而相惜。

欧阳修《赠王介甫》:“翰林风月三千首,吏部文章二百年。老去自怜心尚在,后来谁与子争先。”

司马光评价王安石“文章节义,颇多过人。”王安石病逝时,司马光在病榻上请求朝廷“宜优加厚礼”,追封王安石为太傅。

追赠太傅时,苏轼代皇上铭文:“瑰玮之文,足以藻饰万物;卓绝之行,足以风动四方。”

北宋末,朝政渐衰,攻击王安石之音曾一度弥漫,“尽变更祖宗法度,天下纷乱”,南宋后甚至有北宋亡于变法说。

《辨奸论》是对王安石形象的影射,但无实际内容。邵伯温《邵氏见闻录》贬低王安石变法。冯梦龙《警世通言》两篇王安石故事——《王安石三难苏学士》《拗相公饮恨半山堂》,前一篇赞王安石才气,后篇记述王安石退居金陵时不乘官车官船,不惊动官府,悄然而行,路上所见皆是攻击变法言论。这些言论明显是反对变法者的刻意安排。

王安石站在时代高度,实施的改革因当时“环境气候”原因,难以久持。司马光为相废除新法,哲宗恢复新法,后又几次反复,终不提变法事。但新法的一些措施如方田均税、以钱代役、保甲将兵、教育取士等后来还被借鉴使用。

500年后明代张居正与王安石观念一致,认为“法制无常,近民为要;古今异势,便俗乃宜”,改革成功,出现“万历中兴”。万历改革阻力小些,因为张居正履行权力时间长达十几年,改革相对从容,先以“考成法”做好了人事准备。可惜张居正逝后仍被问罪抄家。800年后戊戌变法仍然失败,自秦商鞅变法建立君主集权制至辛亥革命,这段历史迟疑太久。

宋、元、明、清至近代,研究王安石之风逐渐浓厚,涉及哲学思想、政治管理和诗文诸方面。研究者中有当世名家近百人,留下王安石年谱、评传等专著数十本。国外汉学家关注王安石,研究之风最浓的是日本,注重考究的是王安石变法改革。近代,人们对王安石的认识更加清晰,戊戌变法领袖之一的梁启超著有《王安石评传》,高度评价王安石曰:“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,惟公庶足以当之矣。”

据《左传·襄公二十四年》载,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论不朽,言“太上有立德,其次有立功,其次有立言,虽久不废,此之谓不朽。”

王安石一生勤谨,洁志笃行,高风远韵,勋业多成。其立坦荡无私,胸怀天下之德;建富国强兵、充盈国库、收复失地之功;留传世诗文经典之言,名列“唐宋八大家”(其中散文800篇、《古文观止》4篇、诗词1800首、《宋诗一百首》8首、《宋词一百首》4首、《千家诗》4首;另有解读先秦经典之史哲类著述等,现存文共800余万字)。其谓“三不朽”者,王荆公足于当之矣。

家乡抚州景仰这位先贤。

南宋,金溪人陆九渊为《荆国王文公祠堂记》中高度赞扬王安石的人品和志向:“英特迈往,不屑于流俗,声色利达之习,介然无毫毛得以入其心。洁白之操,寒于冰霜。”

陆九渊在这篇记文中客观公正地叙述了王安石变法之因果,评价变法之得失,驳斥了对王安石的偏颇诋毁言论。在当时否定的声浪中振聋发聩,为还历史人物于真实树旗立帜。

陆九渊认为王安石变法其本身之不足在于“失其本”:“为政在人,取人以身,修身以道,修道以仁。仁,人心也,人者,政之本也,身者,人之本也,心者,身之本也,不造其本而从事其末,末不可得而治矣。”陆象山心学是中华思想史上一道闪亮之光,可是北宋传统儒学思想根深蒂固,加之社会危机四伏,变法乃“迫于势”之举,不可能从容于“心”开始。即使在熙宁变法过去百年后,“理学”仍被奉为正统“官学”。

元代,金溪人危素增补校正《临川先生文集》,崇仁人、理学家吴澄作序。

明代,临川人、心学传承人陈九川,为文集作后序。临川人章衮,为文集作序,用长篇文字就王安石变法之青苗、保甲、免役、均输、市易、保马等法条一一论述,肯定其历史功绩。

清代,临川人、史学家李绂考究《宋名臣言行录》《邵氏见闻录》后撰文,澄清了对王安石的不正之言;金溪人蔡上翔编著《王荆公年谱考略》多处引用李绂文,为王安石辩诬正名。

罗传奇、吴云生《王安石教育思想研究》

1985年,抚州地区成立王安石研究会,专人专款,由地委讲师团代管。研究会领导有时任地委宣传部部长傅柏林、地区史志办主任宋友贤、抚州师专中文系主任(教授)罗传奇、讲师团教员熊焰等。1986年,抚州地委举行王安石逝世900周年纪念会,邀请外地专家出席,收集出版论文专集。笔者当时主持讲师团工作,结识了一批专家学者,如江西历史学会会长姚公骞等,受益良多。此后,研究风起,罗传奇、吴云生著《王安石教育思想研究》,万斌生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《王安石》三卷,傅林辉著《王安石世系传论》《王安石全传》等。如今,90多岁高龄的宋友贤仍在收集整理王安石作品及资料,准备再编《王安石》。当代抚州纪念这位先贤,正努力中。

万斌生《王安石》

文章来源:抚州日报B3版2021年10月27日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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